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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记录制度大概也很难落实。

宣誓主体与宣誓对象之间的关系是宪法所确立的权力、权利关系的缩影。上级任命下级的，通常下级向上级任命者宣誓。

现行宪法第2条第1款规定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，这为宪法宣誓制度的建构提供了充分的宪法依据。从中国有关宪法宣誓的地方规定来看，规定的宣誓对象种类繁多，有革命前辈、历史名人，也有领导干部、人民群众。监誓人、见证人和宣誓地点大体相关：在哪里宣誓，就由相应机关的人员作为监誓人。二、宪法宣誓制度之名在仪式 仪式是一种由文化来构建的象征性交流，由模式化的、有秩序的一连串语词和行为构成，[5]其不仅是表达性的——展示观念的、心智的内在逻辑，而且是建构性的——展现和建构权威的权力技术。第三，具体大事项的决定：针对某一具体的重大事项或重大问题作出的决定。

[1]纵览各国宪法文本，我们发现，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，177个国家规定了宪法宣誓制度。宪法不仅构成了宪法宣誓制度的核心，也是宪法宣誓制度的正当性渊源。之所以发生两种证据观之争，原因显然并不在于其合理性而是在于其现实性。

中国的法治之路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，成就的背后更暴露出法治化进程中的种种困扰。所以，对客观真实的认定，至今仍然是一道未解的难题，同时，也成为铸成错案的重要原因，因为对无解答案的解释权只能出自于法官内心确信的主观判断。但是，批判者却没有认真思考过，既不要无罪推定，也不要有罪推定的观点在逻辑上其实是一种冲突，而这种在否定无罪推定基础上所形成的冲突，所导致的后果只能是有罪推定。如果同时不存在，那么对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身份也同样无法定位。

在权力面前，既可以做到是也不是，也可以做到不是也是。误区三：关于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并重的冲突 重实体、轻程序，是我国自古以来的传统观念，也是导致司法不公正的重要原因。

随着法治建设的发展和诉讼理念的提升，目前无罪推定原则已经被社会主流观点所接受，并且在刑事诉讼法条文中得到体现。由客观真实而走向法律真实，既是认识水平的提升，也是理念的转变，可以说是实现了由盲目而走向理性的重要转变。这种现状，似乎已经成为一种难以解决的困扰，形成了阻碍法治化进程的羁绊。宁可放过坏人，也不能冤枉好人。

值得庆幸的是，经过论争之后，法律事实的主张终于得到认同。在定罪原则上的不枉不纵 论与实事求是论一样，由于抽掉了以方法论为支撑的具体操作原则，最终必然会导致以话语权为中心的主观随意性。保障人权的理念之所以在刑事诉讼活动中长期受到漠视，除了社会公众的报应刑观念比较强烈之外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出于抚慰被害方的考量。在轰轰烈烈、乐此不疲的大批判、大辩论中，两派观点都打着实事求是的旗号背诵着关于实事求是的毛泽东语录，声称自己实事求是。

从社会效果而言，对于前者，不能错判所导致的后果是：有可能放过了真正的罪犯，却避免了冤枉好人，同时维护了司法程序的正当性。以事实求是的抽象目标去否定无罪推定原则所导致的后果，不仅仅是走向事实上的有罪推定，更可怕的还在于因失去准则而放任了主观随意性。

当一个犯罪行为发生尤其是暴力型犯罪发生后，人们出于对被害方的同情，往往就会将所有的愤怒都指向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，甚至会忽略这个人的罪行能否被证实。因此，只有正视现实，明确选择，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。

二者不能两全，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。因为在无罪推定与有罪推定之间并没有中间道路可走，这种超越论只能是一种脱离实际的愿望而已。而更大的危害在于，一旦铸成冤案，就会使真正的罪犯因彻底逍遥法外，甚至客观上还会鼓励他增强继续作恶、危害社会的信心。不枉不纵的原则从理论上讲并无不当，从理想上说更是一种最高境界。而我们目前正是处于这种痛苦挣扎的尴尬境况之中，这也是困扰我们推进法治化进程的根源所在。在实质内容上互相冲突，无法兼容。

那么，形成这种现状的根源又是什么？法治化进程中的阻力究竟来自何方？追根溯源，还是应当回到观念的自省。同时，由于法律真实的证据标准以有利于被告原则为前提，即使在待证事实不确定的情况下也有利于防止无罪错判。

当两者一旦发生冲突，首先，人们主观上一定会倾向于追求客观真实，因为这正是人们所希望得到的事实真相。而法律真实的证据标准，正是在这种困惑中出现。

既不冤枉一个好人，也不放过一个坏人，作为一种理想化的目标无可非议。进入专题： 司法冤案 刑诉理念 。

司法实践中的无数事实不断证明，有罪推定的倾向之所以长期以来在我国占据主导地位，正是否定和批判无罪推定原则所带来的直接后果。这种状况，严重困扰着人们对无罪推定原则的正确理解，致使无罪推定原则难以得到推行和实现。因为他们已经把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当成了侵害其亲人的真正罪犯，并且，他们认为如果这个人不是罪犯他们的亲人就无法得到慰籍。但是，由于前面所提及的原因，仍然未能将保障人权作为刑事诉讼的主要目标，而是提出了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原则。

近些年来，一桩桩冤假错案接连不断暴露，并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，再一次对不枉不纵论提出不容回避的拷问：在枉与纵二者之间发生冲突而难以两全时，还能否做到既不冤枉一个好人，也不放过一个坏人？当代科学技术条件下，案件的侦破不可能完全准确无误。例如，在刑事诉讼过程中，严厉打击、从重从快、平息民愤与无罪推定、疑罪从无、非法证据排除，显然是矛盾冲突的两个方面。

重要的是在难以两全而无法兼顾时，又该如何做出选择才是必须面对而无可回避的问题。应当成为我们坚决奉行的司法原则。

这就是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之争。但是，直到今天，在人类社会的科学技术水平已经十分发达的情况下，还是无法做到以绝对可靠的技术手段来寻求所有犯罪的事实真相。

而其中亟待突破也是最难突破的，就是理念的滞后。于是，以话语权为主导的主观随意性便不可避免。而更可怕的是，实践中，当人们对是与非的标准莫衷一是，而又都以实事求是者自居，最终的结局往往就只能以话语权来决定胜负。法律真实也叫证据真实，是以法定的证明标准作为认定犯罪的依据，其所证明的事实只能做到相对真实，而并不追求绝对真实。

误区二：关于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冲突 多年以来，我们一直在坚守并宣传着一种原则，就是在打击犯罪的时候，要做到既不冤枉一个好人，也不放过一个坏人。无罪推定与有罪推定的根本区别，在于对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身份定位。

于是，又一次出现了两难选择的尴尬。所以，我们应当在理性思考中摒弃那些响亮的空洞口号，回到切实可行的现实中来。

为了公正，为了人权，为了社会和谐，并宁可错放，也不能错判。古今中外的刑事诉讼模式中，无罪推定与有罪推定从来都是两种既不能共存，又无法超越的原则，除此之外不可能做出第三种选择。